减负看得见 一线变化多(第一落点·关注基层减负②)

减负看得见 一线变化多(第一落点·关注基层减负②)
戴文渊不是那种严格遵循规则的人,喜欢「玩出花儿」——编程有各种规范,他常常不遵守,写出一些完全不遵循规律、但执行效率特别高的程序,当然,别人也接不下去,属于不可维护。第四范式的前一万行代码,是他自己写的,那时候刚创业,白天忙各种作为创始人要忙的事情,到了半夜12点,就到了他写代码状态最好的时候。他就坐在黑夜里,开始敲击键盘,那是他一天中最自如的时光。
 
文|金钟
 
编辑|刘斌
 
摄影|高远
 
制片|焦晨
 
视频制作|小满视频
 
当你知道,鸟要往哪里飞
 
2018年的中国,平均每分钟有28名婴儿出生,在每天要发生的41000多次分娩中,每位女性都要面临一个重要问题,是顺产还是剖腹产?这不仅关系到她们要遭受的疼痛,甚至也关系到生命存续。而它也是一件往往在最后关头才被决定之事,是这个医学昌明时代,为数不多主要依靠医生经验来判断的事。
 
今年春天,长春一位妇产科医生找到了新方法,也许可以为缓解这种痛苦提供一种工具——医生在网上偶然看到一个人工智能平台,想试试看,能不能更精确地预测新生儿体重,来指导医生做判断。这个机器并不难操作,他把过往自己收集的所有孕妇体检的指标数据,以表格形式输入到机器里,很快得到答案——不用选择公式,没有复杂操作,机器自己完成了一切。
 
这种看不到过程的运算,可信吗?结果出来医生也觉得意外——所有案例的误差都精确在0.2公斤以内。这比起目前临床医学已达到的精确度,还要高。这个结果被写成一篇论文,最终在顶级医学会议上发表。
 
以上这一切,提供人工智能机器的公司第四范式,事先都不知情。医生通过他们官网上的试用入口,试用了这个名为AutoML的产品,完成了运算。
 
公司创始人戴文渊先生得知此事后的兴奋程度,甚至超过他们拿下银行的大订单。他还讲起了另一个相似的故事。某天朋友跟他讲起,偶然间看到别人使用他们的产品。那是一个「候鸟迁徙」的项目,机器被用来预测候鸟的飞行路径。当你知道,鸟要往哪里飞,又知道它们即将经过的地带会有污染或雾霾时,可以做一些干预措施,让它们尽量在安全地带飞行。
 
在这些故事里,戴文渊最看重的是这一个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,他们没有太多AI基础,不会写代码,可能只会操作Excel表格,但可以通过基本的学习,用他们的工具来使用AI。「我认为这个代表我们真的改变了世界。」
 
人们坐在一个陌生的人工智能新工具面前,困惑、尝试,最终为自己所用,这与许多年前我们刚开始接触电脑时的过程,并无二致。
 
1991年,在苏州古城区读小学二年级的戴文渊,考了三次数学全班第一后,获得了加入计算机兴趣小组的资格。一周一次的上机时间极为宝贵,全部用来写程序,不能忍受一丝浪费。他打了个比喻:「比如你花了那么多钱去跟巴菲特吃一顿午餐,你一定会抓住所有时间向他请教问题,绝对不可能浪费时间跟他闲聊。」
 
10岁,他已经开始在机房电脑上写logo语言,家里书架上也有了C语言的书。在那之前,他父母让他去学特长,总是半途而废,书法坚持了1年,国际象棋也只坚持了1年,中国象棋最久,但他编着理由翘课,「混」了6年。只有计算机是他自己选的,迄今为止已经坚持了28年。
 
像是终于找到了某个人生的入口,年少时的自我发现与确认,此后不再改变。高一时他凭借竞赛获得保送大学资格,抱定心思只读计算机系,因此放弃了不能选专业的清华。后来在上海交大,他拿到了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世界冠军。
 
另一个关键节点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,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,并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。一开始是在论文上追逐它;后来离开学校到百度,在广告推荐系统上实践;再到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,看看能在非互联网领域做到什么程度;再后来他发现,做一家公司可能是最好的方法,于是有了现在的第四范式。
 
「最重要的是,我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内心的愉悦。我感兴趣,并且目标坚定,我没有想过其他的事。」
自从萧乾去世后,文洁若一个人住在这所临街的老房子里。居间里的陈设保留着萧乾在世时的样子,有些冷清。往事对于文洁若来说,也许就像她家中书架上堆积的书,上面落满了灰尘,她很少去整理,也很少去打扫。若有朋友来访,她会抽出两本,签上名字送出去。那天,我便是拿着一本少儿英语书和一本萧乾的作品——《文章皆岁月》高高兴兴地离开文家的。
 
其实,文洁若更想让人称此处是萧家,因为这个家躲不开萧乾的存在感。大大小小的照片挂满了客厅的两面墙,萧乾的照片最夺目。在一张黑白照片上,扎着两个蝴蝶结的文洁若被萧乾拥在怀里;还有一张特别大的照片里,年轻的萧乾歪着头坏坏地笑,初看让人觉得有歪头之态,再看颇有顽皮之感。“那是萧乾1942年的时候,在英国剑桥。”文洁若说。
 
这处“赫鲁晓夫楼”,曾被萧乾称为“一个车间两个老人”或“一对老人两个车间”。作为萧乾的第四任妻子,1927年出生的文洁若比萧乾年轻十七岁。两人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,即便这四十五年不是年年在一起,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,老夫少妻,四十五年的陪伴,也算是一桩幸事。
 
如今,离萧乾1999年去世,已经二十年。文洁若说:“我们1954年五一节前结婚。婚后开心了三年,然后苦熬了二十二年。不过萧乾错划右派被改正后,我们的晚景还是很开心的,我还陪着萧乾多次出访,走访了许多国家,认识了许多朋友。”
 
 
文洁若希望这个家还像萧乾晚景时的样子,尽管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萧乾喜欢养花、看电视,他过世后,文洁若立刻将电视机包了起来。他们各自忙工作的习惯在另一半离开之后还在延续着。以前,萧乾在书房,文洁若在客厅,“常听见萧乾跟客人聊天”;现在,文洁若还是在客厅读书写作。所以,萧乾去世,她并“不觉得空虚”,也不觉得“失去了谈话伙伴”,反而有干不完的事情。
 
“我不接受你的口述历史采访,我要写自己的传记,一百岁以后开始写。你采访了发表了,读者都知道了,我以后的书就不好卖了。”文洁若很严肃、认真地说。
 
这样的话语,从这个年过九旬的老人口中说出,听起来如此自然。
 
文洁若说,一百岁之前,她还有很多事要做,她愿意一个人平静而热闹地生活,儿女在美国,她并不神往。“儿子从美国回来,就在我门口靠着门站着打个招呼,连水都没喝就走了,也不在这儿住。”文洁若说。她不愿意去美国,因为在北京,有她未竟的心愿。而这心愿,是离不开萧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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